数字化网链，这个题目只有在现在这个时候才特别引人关注。

        在疫情中间，非常多产业链断掉了。产业链非常专业，很多企业做一个零部件做了十年甚至一百年，它的整机厂就是它的客户，供应链非常稳定、专业，可以同步迭代。维持产业链需要成本，当主机变化时产业链所有部分都要跟着同步迭代，所以维持一个产业链很昂贵，很多企业产业链多年都很稳定。但是一旦碰到疫情或自然灾害，很有可能出现断链的情况。断链以后怎么链接？以前肯定要线下搜索合适的厂家，然后让它改进生产工艺匹配上。

        现在有了产业互联网之后，所有这个行业中的客户、生产厂家、零部件供应商、原材料供应商、研发等相关方面都会在网上，如果是一个大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有可能给它网上存在的这些企业画像，明确这些企业可以做什么，当单链被断链时，互联网接链很快，智能化接链可以推送出很多最有可能和你形成新的供求关系的企业。

        海尔卡奥斯平台在国内很多产业互联网的评比中都是第一位，几乎囊括了家电行业和相关的所有生态链、产业链上的企业，一旦有需求时应变和组织能力很强。疫情期间它专门做了“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复工达产服务平台”，专门替客户和供应商断掉的企业接链，帮助两千多家企业把产业链接了起来。

        另外在一些非常需要的特殊时候还可以快速组织平台上的生产能力，快速做出产品。今年年初疫情期间，武汉某医院在2月5日提出需要一个智慧医疗隔离舱，但是这个东西在国内原来产量很小，因为需求量很小，这个需求被送到了海尔卡奥斯平台上，平台就利用上面多家设计研发制造企业，48小时就把设计方案拿了出来，2月21日第一台隔离舱送到了武汉的抗疫前线，如果没有这样的互联网存在，没有多个企业在上面多点交互、相互匹配，这种生产能力是非常难以想象的。所以互联网的网链非常重要，它使单链变成网链，互联网的初心就是“网”，有了网链，任何一点的断裂都不能使全网停下来。

        数字全球化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几年所谓“逆全球化”“全球化退缩”这样的观点大家都知道。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最近十年确实有一定程度的停滞，而且有些方面是在退缩。衡量全球化程度有两个最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国际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这一比重经过前30年的快速上升，在过去十年开始下降，表明贸易重要性在下降。第二个指标是中间品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它涉及到全球产业链的概念，前30年，大概从1985年开始持续上升，最近十年这条增长线略有下降之后又有一点回升，但回升后基本和十年前持平，总体没有继续往上走。通过这两个指标大致确定全球化有所停滞和回落应该是一个事实。

        全球化推动力减弱有若干正常和非正常因素，有正常的经济原因，也有国际政治问题、个别国家行为的问题，我就技术相关因素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全球化会退缩。

        从二战以后全球化的进展看，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多是石油输出国，这些国家的经济体就建立在大量出口石油，进口其他产品的基础上。而制造业产品出口国，大量出口制造业产品，购进高端的设备和必要的原材料，大体上分布在南美还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部分，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出口国。分布在北美和西欧的主要是高端设备和技术的出口国。这是全球完整的经济图谱，每个国家在其中有自己的贸易地位。二战以后，这个分工其实一直在加强，但是在过去十年有所减缓退缩。

        新技术的出现带来全球化的巨大变化。

        例如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烧电不烧油，或者用氢等新能源，全球石油贸易的一半是用来开车的，如果新能源汽车在汽车中间占有很重要的比重，一定会导致全球石油的需求量下降，那么依靠石油贸易立身的经济体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打击。当然现在新能源汽车占的比重还不大。

        3D打印也带来国际贸易的变化。有相当一部分国际贸易和规模经济有关，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间，生产规模很大，单体成本会下降。那些形不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小经济体就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

        但是3D打印和规模经济无关，它是分布式的生产过程，打印一台和打印十台、一百台的单品成本几乎一样，这样那些小规模的经济体，不再需要从那些大规模经济体进口廉价工业产品，它可以在本地小批量生产。

        现在3D打印没有太放量，只是个别产品可以看出这个趋势，例如助听器，这是非常高精度的制造业产品，原来就在少数国家生产向各个国家出口，现在3D打印在助听器制造业非常普及，再小的经济体、再小的医院都可以在医院放一台3D打印机生产助听器，而且这个时候的打印可以很有个性，能针对每个病人的耳廓、耳道的情况专门设计和打印。现在3D打印已经使全球助听器贸易减少了15%。

        在更多的产业里面，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这种分布式、和规模经济无关的生产会消解掉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贸易能力。

        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像中国和其他制造业出口大国，一定是劳动力相对比较便宜和素质很好的经济体，当然我们已经过了靠特别低的劳动力在全球安身立命的阶段了，但是我们仍然还有制造业和劳动力的优势，所以机器人的大量使用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不过它对后起的想重复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体会带来更大的影响，使它们走这条路的难度大大增加。

        机器人的使用会转变原来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同一台机器人在中国、美国、日本是同样的生产效率和同样的价格，所以才会出现现在一些制造业向发达国家转移的现象，原来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一些制造业也在回流。

        2018年我到美国看了一家中国设立在那里的企业，它是专门做汽车零部件的，以前就是在中国生产然后向北美出口，过去七八年时间它开始大量在美国投资，在美国很多州都已经建了企业。我去了以后请他美国的老总帮忙算了一个账，他说由于当地自动化设备程度很高，劳动力成本占整个成本的比例大概只有5%左右，而且这已经不是一线工人的成本，是一些研发人员和更高端的白领的成本，中美之间白领的收入差距不大，大概就是1/4这么一点点差距，考虑到效率的提高、远距离运输成本，加上两国贸易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从经济成本来讲，没有必要在中国生产运到美国，完全可以在北美建厂。

        所以“让企业回到美国去”，不是特朗普讲的，奥巴马已经讲了十多年了，当生产成本比较均匀以后，产业地点的调整就开始了。

        但在传统国际贸易削减的同时，数字全球化却在非常快速地发展，复杂产品、服务和研发的全球分工都在快速发展。

        上世纪80年代，一台车原来以北美为生产基地，看到其他国家生产很便宜，就一点一点向外转移，以前的全球产业链是这样形成的。但现在的复杂技术产品一出生就是全球化的，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要想到所有国家，能够最高端地制造某个部件的，我就用它的，所以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产品。

        像波音787这种高精尖产品的出生就是全球化的。飞机这个产品有很多是客户订货，除了最基本面之外，每个客户对飞机的需求不一样，客舱怎么设计，座位怎么宽敞，音响系统怎么布置，个性化程度非常高。这就需要很好的通讯技术，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制造厂家连接起来，可以同步回应诉求、发现问题、迭代技术，没有很好的网络空间、通讯技术支持的分工，这种复杂产品的全球分工体系效率会有很大问题，会无法运转。

        所以传统产品全球分工下降的同时，其实复杂产品已经不是在简单分工了，一开始就是以全球集成的产品出现。

        对服务业来讲，变化的意义其实更大。

        服务业在经济学上来讲是不可贸易产品，传统经济时代，服务的消费和提供同时同地，老师上课我讲完你们听完，服务的提供和消费就结束了。听一台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服务的供给和消费就结束了。不能储存，也不能远距离运输，这是传统服务业的特点。有了卫星电视、互联网之后，服务可以远距离提供，维也纳的音乐会可以在中国听，但是服务业以前从来没有达到过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状况。

        现在有了5G技术，有了很好的通讯技术之后，才真正开始全球分工型的服务提供。5G出来以后，有人组织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六位音乐家在世界六个国家同步使用不同乐器分部分演奏巴赫的音乐，同步合成，共同提供一台音乐会。听音乐是对时间延迟零容忍的消费行为，时间有一点点错位这台音乐会就不能听。在5G技术支持下，这台音乐会在任何地点听到需要传输两万公里的距离，从不同地方汇集到听众的耳麦里，没有任何延迟，没有任何违和感。

        全球研发的分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研发的全球分工变得非常活跃，一项最终可以使用的技术是多个国家多个研发团队共同做的，在上个世纪后20年，全球研发网络主要是3家，美国、日本和欧洲。这个世纪开始，两个经济体加入了，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本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贡献了全球创新网络专利的15%。此外，北京、上海都已经进入了全球技术研发前十城市的行列。

        在科学发现的全球网络中，即全球的科学家共同来做一个科学研究工作，它以科学出版物作为指标，在前30个国际生物技术集群中，北京、南京、杭州、武汉、上海纷纷上榜。北京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城市，在全球科学论文发表中，北京非常多，其次是东京。不过在技术研发的全球网络中，上海的密度比北京大，北京人喜欢写论文，上海人喜欢研发技术造产品，是很不一样的科研特点。

全球创新网络中中国的位势：北京上海进入前10（ICT产业）

科学出版物显示的前30个国际生物技术集群

        中国数字企业方阵也非常厉害，已经是全球数字企业的第一方阵。世界经济论坛和波士顿咨询，评出工业4.0时代的灯塔工厂，灯塔工厂的意思是有引领、导向的作用，评了五批，一共评出54家灯塔工厂，中国在其中占了16家，占了30%，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工业制造强国都是10%以下的比重，我们已经站在了第一方阵中。

        我们16家企业中本土企业8家，外资企业8家，有很多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比其本土的企业水平还要高，特别不容易的是，我们有一个本土企业的两个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那就是海尔，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唯一的。

        我们相信在这些中国企业里今后会真正出现数字制造时代的头部企业，成为全球制造的引领者。

54家数字化灯塔工厂中的中国境内企业（截至2020年9月）

        全球创新链的机会很多，我们要努力加入，作出贡献，并获得全球创新分工利益。同时我们现在的确看到，用断链来打击我们头部企业研发能力的事，也时常发生，当你和别人在同一水平竞争时这种情况是会比较时常出现，所以我们要自主创新，当断链打击发生的时候，自己能转起来，无论水平是不是更低一点。同时我们的研发和对方要能互惠，我要你的、你要我的，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最稳定的状态。

        如果实在打起来，我们可以对赌，你掐我，我也可以收拾你，如果别人掐我们的脖子我们揣人家的腿，这个并不对等，我们要有对等的能力才能够形成稳定互动的关系。如果实在不行，我们还要有备胎。我们既要进入全球产业链，利用全球数字技术的资源，又要有自主创新、自我运转的能力，两个不能偏废，都要做好。

        从学理上讲，数字经济在解构原来的经济形态，然后通过算法、互联网重新链接起来，这是经济秩序的重组过程。

        经济学有个非常有名的科斯定理，上个世纪60年代学者科斯问“为什么要有企业？”，设备可以买到、员工可以雇到，原材料知道有什么，为什么要先设立一个企业，然后由它来拉订单组织生产？为什么不能在生产需要发生的时候来组织生产过程？为什么要用企业这种形态？因为企业作为组织有组织成本，其中两项成本必不可少，第一信息传递可能失真，即一线看到的东西传递到决策层和研发层信息可能会失真；第二激励会减弱，可能作出最大贡献的人需要和庞大的组织分享他创新带来的收益。

        科斯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市场化地组织生产过程交易成本太高，要选设备、要去搜索、匹配，还要信任他能做好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成本，交易成本太高，两害相衡取其轻，还是用企业组织这种形态来组织生产吧。

        科斯已经去世了，但我们现在的时代，有大数据、互联网，所有交易成本在这个层面大大下降，搜索、匹配、信任成本都已经不是大问题。

        经济是有规律的，这个时候科斯之问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可以解构了，可以解构企业、乐队、医院、银行、宏观数据等很多东西。

        生意帮这个平台干什么？就是解构企业，不以企业为主组织生产，用数字平台链接到设备层面和工具层面来组织生产，把以企业为中心的生产转到了以产品为中心的生产。

        5G技术把乐队解构了，不需要常备一个乐队，需要组织一场演出时，根据这场演出的需求，在全世界选择最合适的乐手组织一场音乐会，提供音乐的服务。

        也可以解构医院，原来医院要养很多人，可以想象未来会有医疗中心，里面有很多非常棒的连接设备，每个病人有需求时可以从世界各地选择最适合这个设备的医生、技术员，可能一个医生远程操控给他打麻醉，另一个医生远程操控开刀，另外的医生远程监控他身体的状况，用数字平台链接到单个医生提供服务，就解构掉医院。

        当然这都是比较遥远的事，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组织层面上已经不是问题。

        还可以解构银行，现在很多银行用那么漂亮的大楼，那么高的成本，未来不需要了，通过算法，平台链接资金的提供者和需求方来配置资源。前面讲的互联网银行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宏观数据、政府以前的宏观调控行为也可以被解构，现在想了解一个经济情况，我们需要一个政府体系，统计数据层层填报表告诉政府经济怎么样，这个数据过程有时滞后，有时失真。

        这次疫情中间怎么看经济情况？其实两个指标都是通过数据平台做到的，一个是复工复产的指标，我们是靠移动平台的数据掌握有多少人从家乡回到生产所在地的。第二个是投资指标。

        我们现在需要投资，可以用挖掘机指数来观测投资进行得怎么样，我们大概90%以上的工程机械是连在三家移动工程机械网上的，可以看到哪一台在开，每天开多长时间，这个时候开工的情况我们心里就有数了，通过这个，我们知道今年6月份和去年6月份相比工程机械开工数少30%，说明6月份时投资还没有恢复，到8月份，挖掘机指数恢复到和去年一样，说明投资恢复了。

        除了这些，数据还可以解构到非常细微的点上，例如四个工程分不同阶段进行，有挖土的、盖楼的、内装修的，虽然挖掘机指数上去了，但是搅拌机指数没上去，搅拌机是盖楼必须的，通过这个比较，我们知道虽然基本建设在恢复、投资在恢复，但是基本建设还在挖土的阶段，楼还没有盖。

        再比如对大中小挖掘机的数据比较后发现，截止到今年6月，大型机械基本没有恢复，6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是负数，但是小型挖掘机和去年同期相比在增长，大挖掘机一般是修铁路、高速公路，中型挖掘机可以修城市大型项目，小型挖掘机主要从事中小规模的市政建设和农村新农居的建设，这样就知道投资恢复时，大家主要在做市政工程的建设、农村新农居的建设。

        有了这样的智能平台之后，我们可以解构掉原来非常宏观汇总的数据，把它解构到微粒的层面、结构的层面、项目的层面。总的来讲，数字经济不仅仅解构经济层面，还在解构社会许许多多的内容，数字技术是把社会解构掉后再重新链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