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文章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体量不断创造历史新高。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下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开年以来，包括上海、浙江等多地也在加大部署，力推数字经济发展。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规划》明确，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上述文章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赛迪顾问业务总监高丹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数字经济涵盖范围广，既包括与信息化相关的软硬件——数字产业化，也包括通过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产业数字化。从发展长久性、持续性来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关键问题就是核心技术攻关，这既关系到产业的长久发展，也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和补齐问题。

　　在高丹看来，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中国目前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从机遇端来看，中国IT产业发展多年，整体产业和企业竞争力大幅增强，同时数字时代的到来重构了传统IT架构和生态，为IT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从挑战端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挑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既要发挥制度优势，在加大研发投入、集聚研发人才、强化应用示范等方面开展相关支持，在创新制度方面做工作，也要尊重ICT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ICT产业和数字经济产业技术更迭很快。我国目前数字经济的优势在应用端，要将应用端的优势嵌入和反馈到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方面，加快对本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应用，并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的生态圈。”她认为。

　　与实体经济融合提速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数字基础设施与用户规模已十分庞大，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也在提速。

　　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4G和5G独立组网网络，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00家，连接设备数超过7600万台套。

　　上述文章指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去年7月，工信部部长肖亚庆在一篇署名文章中表示，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修课”。

　　近日，《“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对外发布，从创新、应用、供给、支撑等多方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高丹认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是应用端的问题。从融合领域看，结合我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发展战略，制造业领域是未来最重要的融合方向，但我国制造业信息化基础相对较弱，中小制造业企业数量多、利润低，数字化应用进程任重道远。

　　“国家和政府引导扶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数字化企业要设计和推出成本低、可解决复杂信息系统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以工业软件为例，国内外企业水平虽然尚有差距，但是国内企业整体水平在不断提升，我国也要在应用端给予支持，为国内IT企业产品提供‘试验田’。”高丹称。

　　同时，文章指出，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

　　高丹提醒，数字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数据安全等问题，信息安全企业和制度法规也要跟上，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安全。

　　多地加大部署数字经济

　　除了中央层面的规划，各地政府在2022年伊始也加大了部署，从发展和治理等方面完善数字经济发展。

　　1月12日，上海市政府召开《上海市数据条例》（下称《条例》）配套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条例》已于去年11月25日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于今年1月1日生效。该会议也是今年上海市政府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清介绍说，为了保障《条例》尽快并顺利落地实施，上海市政府研究制订了《贯彻实施〈上海市数据条例〉配套工作分工方案》，梳理了七方面37项配套措施任务，按照“能快则快、能早尽早”“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计划于今年3月底、6月底、12月底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分批出台配套政策或完成配套措施，在年内基本建成数据领域“1+X”制度体系。

　　吴清表示，上海作为超大城市，要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必由之路，既要靠法律、制度，也要靠数据技术。制定出台《条例》，就是要为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1+1+3+3’政策框架已初步建立。”

　　和去年一样，苏州今年召开的新年第一会——苏州市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大会，继续聚焦“数字”，并拓展和延续了2021年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主题。

　　会上，2022年苏州市委、市政府“一号文件”——《苏州市推进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指导意见》发布。明确“十四五”时期，苏州将动态投入超1000亿元专项资金，用以支持数字经济时代产业创新集群发展。

　　数字经济大省浙江1月11日召开了数字经济系统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数字化改革是浙江省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数字经济系统建设是浙江省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是浙江数字经济系统建设的“路”和“桥”，是一次对产业体系、主体关系和治理体系的系统重塑和集成创新。

　　1月14日，广东东莞发布2022年市政府“一号文”——《关于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三年内将统筹安排财政资金不少于100亿元，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产业新支柱。到2025年底，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3%。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看来，在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相关产业会在发达省份集聚，导致区域之间的创新能力差距拉大。同时，数字化加速了新兴产业成长和集聚的过程，为部分落后省份提供了追赶的机会。政府应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制定明确的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策。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有13个省市数字经济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未来各地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又有哪些重点？

　　赛迪顾问首席专家、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对记者表示，区域数字经济未来发展需要关注“两端发力，彰显特色，多点示范，跃升发展”。

　　他解释说，两端发力是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彰显特色是指由于各城市群、都市圈的资源禀赋不同，也承担着不一样的使命，因此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在多点示范和跃升发展方面，我国已经陆续批复一些国家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未来会进一步在更大的领域形成多样和系统的示范。比如在核心应用场景方面，要依托我国特大内需市场的优势，以及已有的ICT领域比如5G、工业互联网等优势，实现跃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