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都受到什么程度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体系较为完备的国家，又如何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水平和地位？世界经济经过本轮疫情的冲击，产业链、价值链又将如何重塑？4月8日，央视财经云直播邀请到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老师，一起解读。

        问题一：疫情对国内外的产业链、供应链冲击有多大？

        张燕生：关于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自1990年以来，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这种世界各个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体系，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供应链就是所有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元器件、中间产品的贸易都能做到零库存、及时供货。反之，一旦发生疫情，一些关键元器件原料发生了中断，整个供应链就完全瘫痪和中断了，这对工业的冲击非常大。

        全球有三大生产体系，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生产网络，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为主体的欧洲生产网络，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为主体的北美生产体系。

        第一拨疫情（1月24日武汉封城到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首先对东亚生产网络产生影响，随着疫情被控制，东亚生产网络现在趋于恢复和复工复产，而另外两个生产网络却发生严重的问题。

        问题二：全球产业链“高度中断”会不会发生，接下来产业链的恢复是不是要历时很长时间？

        张燕生：当疫情发生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判断疫情对供应链影响是短期、局部的，但是现在蔓延到美国和欧洲，我们判断它将是一个长期、全球性的。

        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墨西哥还是美国、加拿大、日韩，很多原材料、元器件都是不可替代的，这些不可替代的元器件和零部件、原材料对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影响完全是毁灭性的。

        问题三：接下来全球供应链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张燕生：主要有三个因素，会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未来的布局产生严重的影响。

        一个因素是全球化，第二个因素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第三个因素是突发性事件。过去是由全球供应，比如美国供应、德国供应，现在要像华为这样，必须要考虑把“备胎”转为“正胎”，因为它涉及到供应链、产业链的安全。因此，未来全球供应链会出现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的趋势。

        问题四：接下来各个国家之间会不会形成壁垒？

        张燕生：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种壁垒越来越多，包括贸易壁垒、投资壁垒、技术壁垒等，确实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从数据看，1990年到2001年全球人均GDP增长2.7%，2002年到2008年全球GDP增长速度8.8%，但是从2009年以来全球人均GDP增速已经降到2%和2%以下，从这个角度来看，壁垒已经使全球人均GDP增速大幅明显下滑。

        问题五：整个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是不是面临更大的断裂风险？

        张燕生：汽车行业，无论是在东亚、北美还是欧洲生产网络，都是生产网络和现代制造业中间的核心行业，因此受到这次疫情打击最大、最早。我判断，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需求会逐步恢复到疫情前。从制造角度来讲，我认为二三季度美国仍然在抗疫的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候，欧洲包括德国三大车厂，法国和意大利的车厂也都是在抗疫最艰苦的时候。

        当欧美供应链遭遇重创的时候，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材料，以及一些设备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下，中国要想稳定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就必须要全面启动“备胎”计划。

        “备胎”计划即过去有，但和国际的差距大。比如华为这样的主机厂和中国汽车主机厂，过去觉得零部件不如国际一流零部件的企业性能、技术、价格各方面的竞争力强，但是现在无法得到了，他们就开始来培育自己的配套体系，培育自己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培育技术、员工。从这个角度来说，“备胎”转为“正胎”是非常大的机遇。

        问题六：如果车企重新审视发展机会，该怎么样重塑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

        张燕生：从国家来讲，制造强国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产业链水平，尤其是产业基础能力。它们是在一些基础的元器件、配件和设备，即“卡脖子”项目，通过攻关缩小差距。

        疫情对中国来讲，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能够从低端走向高端，是企业有机会，还有应基础研究、开发式的研究，整个创新链的重组也是机会。

        问题七：“备胎”转“正胎”，是否意味着产品质量下降？消费者花钱会买到相对差的产品？

        张燕生：首先，即使是“备胎”转“正胎”，它仍然是开放竞争的，即要禁得起市场竞争力的考验，要在全球竞争的条件考核。关键是，“备胎”转“正胎”并不是所有关键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元器件都是自己做。

        中国开始有新的模式，研发服务外包、技术服务外包、设计服务外包、资讯服务外包等，中国成为研发创新的发包商，发给欧洲的大学、研究院所和头部的企业等。这样一来，就能够把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全球的科技创新力量组合到跨境创新网络中间。因此仍然是开放合作、开放创新，即开放全方位国际合作的体系，并不是封闭的体系。

        问题八：如果全球产业链发生变革，会不会意味着全球化的低成本的时代就此结束？

        张燕生：全球化的低成本是怎么呢？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前三十年，中国有2.88亿农民工进入了非农产业，有1.88亿农民工进了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后和国际资本合作，通过加工贸易、制造外包和贴牌方式为全球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但是这个时代从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就一步一步退去了。

        现在的新时代从过去代工贴牌转向自主知识产权、营销渠道，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低端开始迈向中高端，从过去汗水驱动的工厂转向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新制造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讲，低成本的制造的时代过去后，高质量、现代化、创新驱动的，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中心的地位不但没被削弱，反而增强了，发生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型。

        问题九：中国要巩固和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水平和地位，该怎么做？

        张燕生：第一步，当前科学抗疫是重点。在此基础上，怎么能够尽快恢复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尽可能全面复工、复课和复市，把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互联互通。

        第二步，联合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整个东亚地区，以及美欧，在联合抗疫的基础上全面恢复和稳定东亚生产网络；在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抗疫所需要的物资能够全面合作。

        中国还应当同发展中国家联合抗疫，提高他们的抗疫能力、设备供给能力。同时开拓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从基础设施、城市化、交通开始，到整个产业体系，帮他们解决脱贫、抗疫、生态灾难，使这个地区能够得到发展。

        最后一点，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往往高端的是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然后是现代金融和多层资本市场，它们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之间仍然像皇冠一样集中在全球的世界级城市群和首位城市。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今后怎么在不同的层次，如科学技术、现代金融、先进制造业等，打造几个世界级城市群，集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所需要的高端人才和要素。

        问题十：中国制造业如何利用好这次疫情危机，化危为机？

        张燕生：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第一个是传统制造业、先进的制造业如何同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第二个重点就是传统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业如何能够同现代的工业服务生产性服务深度融合；第三，传统的制造和现代制造业怎么同新型城镇化、居民深度融合，和差异化需求的满足能力、全方位国际合作深度融合。需要研究怎么把制造业从过去的低端提高到制造业中高端产品，从过去汗水驱动真正转变成创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