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3月24日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作为金融领域一项重要工作,2018年,我国进一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完善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扩大金融业开放。同时,他强调,将继续坚持金融业的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金融机构给予同等的待遇和同样的监管标准。
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方面要加大开放力度,政策落实“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随后,人民银行在博鳌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金融开放时间表,对11项具体措施给出了具体时间。
易纲指出,目前,绝大部分措施已经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开放措施的修法程序也已到最后阶段,相关申请的受理工作也已经开始。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取得明显进展,例如,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升至51%,实现绝对控股;安联(中国)保险获准筹建,成为我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美国标普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在我国境内发起设立合资公司,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的申请已经审查通过。
金融市场开放方面,中国按照国际标准,持续推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对外开放,扩大跨境投融资的渠道,完善相关制度安排。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受到国际市场的普遍肯定和认可。2018年6月,我国A股正式纳入MSCI指数。2018年9月,富时罗素宣布将A股纳入其指数体系。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增加近6000亿元,目前总量达到约1.8万亿元。彭博公司确认将于2019年4月起将中国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此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中国坚持市场化原则,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外汇市场的日常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越来越适应浮动的人民币汇率。
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
“金融业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外界对于金融业开放的一些争论,易纲再次明确,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的自主选择,这既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另外,易纲在回答现场提问时表示,现在,中国对金融业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同的声音,但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易纲说。
他指出,金融业本质上是竞争性服务业,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三大职能。
一是有效配置资源。易纲表示,我国储蓄率高,一边是储蓄者、一边是用钱人,如何把巨大的储蓄转换为金融资产,配置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种产品上,这是金融业配置资源的重要内容。当下,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央行、基金管理公司、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也需要在中国配置资产。金融市场的任务就是,如何有序开放,使国外和国内投资者都能更方便、更有效地配置资产。
二是管理风险,主要通过价格发现和提供各种工具来进行风险管理。“金融市场每天交易需要不断进行价格发现、进行准确的定价。如果我们用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无风险利率,金融市场上,金融产品、金融交易可以把各种风险溢价进行定价,准确地传导信息。同时金融市场要提供各种金融对冲工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使得市场主体买得进、卖得出,能够进行有效套期保值,对冲风险。”易纲坦言,当前,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以后,会发现我们的对冲工具、衍生品和其他金融产品还须进一步发展。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造条件,提供足够对冲工具,使各类投资者能够有效对冲和管理风险。
三是提供金融服务,服务于居民和企业。专业的金融服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节约时间,可以用节约的时间来衡量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易纲举例谈到:“20年以前,我交水费、电费、房费要去好几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天的时间;10年以前,交这些费用要去一趟银行,在银行缴费,大概要花一个小时;今天再交这些费用可以通过互联网或者手机移动支付,只花5分钟。这些时间的节约说明金融服务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些时间的节约如同在餐馆吃饭比自己做饭节约时间,出去买衣服比自己做衣服节约时间在道理和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金融本质上是竞争性的服务业。”
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易纲认为,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我国金融业开放过程中,主动学习借鉴成熟经济体的制度建设经验,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监管等方面进步得更快。
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的
五点考虑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不断加快,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不过,易纲也强调,金融业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针对当前金融开放水平仍有待提高的局面,要作以下五点考虑。
第一,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要在持股比例、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牌照数量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和标准,以更加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开放要进一步联通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完善“沪港通”“深港通”。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第二,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和业务。
第三,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加快相关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不断完善会计、税收等配套制度。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规则,同类金融业务规则尽可能“合并同类项”。
第四,改善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优化行政审批,提高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审批效率。加强政策制定的沟通协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做到规则简约透明。
第五,完善金融监管。中外资机构开展金融业务都必须持牌经营、接受监管。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相匹配。
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
风险防控体系
对于外界所关心的开放与防风险如何平衡,易纲在论坛上表示,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与开放相适应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他指出,2018年以来,中国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一是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相关事项的统筹研究协调,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负责其日常事务;人民银行职能进一步强化,被赋予必要的统筹协调手段;监管资源配置更加优化。二是稳定宏观杠杆率。随着“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2018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为249.4%,比2017年末下降了1.5个百分点。未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提升,一部分债权融资会转变为股权融资,有利于宏观杠杆率的稳定。三是规范影子银行,出台了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整治金融市场乱象,影子银行无序发展得到控制。四是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完善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效应对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此外,平稳有序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易纲表示,未来,要适应不断提升的金融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统筹把握各领域出台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形成政策合力。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丰富政策工具箱,加强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测,阻断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
三是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结算机制,实时动态监管线上线下、国际国内的资金流向流量。
四是健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探索以存款保险为平台,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有海外媒体担忧,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足,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虽然有利于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但也会导致货币政策不够灵活。对此,易纲表示, 1995年中国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自该法颁布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健——国内物价保持稳定;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升值约30%,对美元升值20%左右;从资本流入流出和国际收支平衡来看,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约为10%,2018年降至0.3%,国际收支大体平衡。“现行货币政策框架下,我们有利率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有能力防控风险。我认为已经可以适应金融业对外扩大开放的需求。”易纲认为,全世界有不少投资者都希望配置部分人民币资产,为适应这一需求,中国需要提高投资的便利度,提高法律框架、监管政策、会计制度、税收制度上的透明度,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开放也遵循同样的原理。“目前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控制好风险,更适应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更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在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等领域已经融入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业开放同样也要做到。”他说道。
除上述内容之外,易纲还对当下热议的金融监管如何适应金融创新作出回应。他在认可金融创新带来成本降低、普惠等利好的基础上表示,金融业务是牌照业务,特别是涉及到从社会公众融资时,应注意风险防范问题,牌照业务必须要强调保护公众利益,保护中小存款人、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一点尤为重要。同时,由于很多金融创新的资金流、业务和资产管理都是跨境的,金融创新使得各国监管当局的协调非常重要。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讨论,例如当出现问题时如何跨境进行有效的清算,并且公平地保护各国债权人的利益等。
责任编辑:赵乘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