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一）国际主要国家制造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美、德、日、韩等发达国家持续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再工业化进程，纷纷制定本国制造业发展规划，抢夺制造业高地。各国战略方向大致相同，均致力于提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维持本国制造业在全球或区域制造业版图中的领导或领先地位，提高制造业岗位的就业规模和收入，使制造业成为解决就业、促进地区繁荣的基础。同时，根据自身情况，各国规划设计也存在不同侧重点。

        1. 美国重视强化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导力，对供应链的控制能力和对国防的支撑力

        美国拥有坚实的先进制造工业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全球领先；二是制造业体系完备度高，掌握着核心技术和部件；三是先进制造应用环境发展良好。在智能化技术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方面，美国长期处于全球主导地位，人工智能、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等技术的基础大多起源于美国，美国大学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政府研究机构以及众多电子与信息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都是积极的创新源泉。在智能制造供应链条方面，从基础元器件到智能制造装备，再到工业软件系统，美国具有越来越完备的工业体系。在智能制造应用环境方面，大量打通了数字线的终端制造商在政府鼓励和技术推动下，开始了应用步伐，这体现在：智能元器件、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在生产环节得到广泛使用；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智能系统平台相继推出；汽车、飞机等领域先进车间的生产流程管理开始由数字化进入智能化。

        美国制造业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安全，以及为美国军事工业和全球军事行动能力提供技术、物资和供应保障。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明确将发展美国制造业，扩大制造业就业规模，“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施政纲领。2018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提出“实现美国在各工业行业保持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总目标，并从新技术、劳动力、产业链三个维度来确定三大分目标：首先是发展和推广新制造技术，使美国在智慧和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材料、电子、生物、医疗等未来的新技术领域获得领先地位；其次是培育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使美国的教育体系提供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人才和劳动力；第三是扩展国内制造业供应链的能力，实现美国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中全产业链模式，实现在美国生产和在美国购买，在美国本土拥有完整的供应链。

        美国关注制造业与美国国防工业之间，以及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战略》指出：“坚固的国防工业基础是一个国家的优先考虑，包括具有创新性的、可获利的、具有弹性供应链的国内制造业。美国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是美国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根本。工业基础必须是可持续创新的，以便保持经济竞争力，并为美国的作战人员提供必要的能力，以便在任何冲突中获胜。”

        2. 德国重视强化技术和工业领域领导力，偏重先进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提升

        德国是传统制造业强国，智能制造的工业基础健全且强健，核心技术和部件基本都可以自主研发制造；德国的“工业4.0”已经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智能制造”的概念代名词，软件密集型嵌入式系统的发展是其核心之一；政府颁布了耗资上百亿欧元的高科技战略，将“工业4.0”作为国家计划，其下聚集了最顶尖的工业企业；依托强大的工业基础以及政府的有效组织，“工业4.0”的雏形已经在众多项目中显现。目前，德国已具备独立发展智能制造的完整生态系统。

        德国制造业战略总体目标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确保德国维持或重新获得在欧洲和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在关键的技术技能方面、重点工业领域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2018年9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德国高技术战略2025》。该战略聚焦三大行动领域，即“解决社会挑战”“构建德国未来能力”“树立开放创新和冒险文化”，三大领域又包含12个优先发展主题和12项重点任务，覆盖了德国联邦政府研究和创新政策的各个领域。

        德国高科技战略具有连续性，是其促进科技创新进步的指导方针。2019年2月，德囯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草案，并于11月发布最终版。《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战略总体目标是稳固并重振德国经济和科技水平，保持德国工业在欧洲和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到2030年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至25%，占欧盟国家比重提高至20%的目标；加大国家投入与支持，改变德国失去关键的技术技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受损的局面；通过国家适度干预重点工业领域，打造德国或欧洲的龙头企业，继续保持德国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德囯政府未来对于外国企业并购案将遵循严格审查的规定，在特殊状况下，为维护国家安全，如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等将禁止外囯竞争者并购德国企业。

        3. 日本将“互联工业”作为日本制造的追求目标，并积极推进人才储备战略

        首先，日本的“互联工业”与美国工业互联网不同，更加突出“制造业”的核心地位。根据2018年日本发布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为了进一步提高日本制造业的生产率，日本认为不应该仅仅追求通过机器人、信息技术、物联网等技术的灵活应用和工作方式变革，达到业务的效率提升和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灵活运用数字技术从而获得新的附加价值。日本制造业希望通过自动化与数字化融合的解决方案，获得更高的附加值。

        其次，日本制定了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战略。为使所有人都跟上创新社会变化的步伐，日本在2019年夏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其核心部分就是教育体系的改革，自2020年开始，编程成为日本全国小学的必修课。初高中的信息处理课程也将逐步扩充为必修课。日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掌握并运用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为了不断鼓励创新，日本将对大学的运营财政补助进行大幅改革，为年轻研究人员提供大展身手的场所，支持积极与民间企业开展合作的大学。

        最后，日本正在通过国家合作，推动中小制造企业发展。2018年，日本企业设备投资增加了14万亿日元，是20年来的最高金额。由于人手严重不足，企业对人才的投资重新回暖，工资涨幅连续五年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高。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调查显示，2018年冬季工资总额为历史最高。《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对于日本拥有高技术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是走向海外的巨大机遇，日本政府将支持企业在海外开展市场调研、开拓销路。

        4. 韩国致力于以产业链整合创新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

        韩国在制造业产能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优势在于全产业链整合。例如，三星电子是韩国制造业的支柱，其国际竞争力是基于“全产业链”模式，即在芯片、闪存、液晶面板、平板电视、手机等全方位投资。三星“全产业链”模式追求的绝不只是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技术积累和创新突破。“全产业链”模式能使韩国三星深入了解技术，实现高效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星电子在成功掌握存储、非存储芯片技术后，又陆续掌握了TFT-LCD、PDP、有机发光显示(OLED)、移动芯片、闪存芯片等核心技术。这些技术从根源上都是半导体技术，半导体芯片技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存储芯片技术的深度掌握，之后再拓展到其他芯片技术。

        （二）金融服务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纵观世界各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史，政策扶持是通行做法。从金融支持角度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融资为主的美国模式，即通过发达的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二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德日韩模式，在产业升级期，强调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通过银行体系进行支持。

        1. 建立成熟的股权融资及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

        在美国新一轮经济转型和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以股权融资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美国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水平回落，资金从银行存款流出，银行贷款融资下滑。同时，随着产业结构转型，更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股权融资取得了迅猛发展，到2000年，股权融资占比大幅上升至60%左右，直接融资占比上升至85%左右。股权融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美国先进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吻合。

        20世纪90年代科技创新浪潮中，美国诞生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大量科技型初创企业在风险资本推动下，最终成长为全球性的跨国集团。其中，股权融资的作用功不可没。股权投资者有着明确的高风险偏好，与商业银行更偏好运作成熟、风险低的大型传统制造企业的模式迥异，与先进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企业高风险、高回报的性质天然适配。股权投资机构除了提供融资之外，还为企业提供经营管理、财务、资源整合、市场推广等多元化服务，扶持企业完成技术和产品从研发到商业化的全过程，最终通过资本市场风险补偿机制实现投资回报。

        2. 打造新型科技银行，提供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美国科技银行的金融服务创新值得借鉴。美国间接融资虽然占比低，但美国银行系统也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和产品服务，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其典型标志是科技银行的诞生，而硅谷银行是其中的典范。不同于传统商业银行，硅谷银行专注于服务高科技中小企业，并与风险投资紧密合作，为科技型企业提供生命周期各阶段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硅谷银行最大的客户群体有两类，一是存在投资需求的风险投资机构及天使投资人，二是存在融资需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其具体运营模式可概括为：一是加强与创投基金联动，处理好风险问题。硅谷银行金融集团通过为创投基金提供开户和基金托管等服务，直接投资或贷款给创投基金、创投基金投资的企业等方式，与创投基金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战略联盟。银行可以根据合作中获得的企业信息，来基本判断创业企业的管理团队、商业模式和发展前景是否得到认可；二是发展可认股选择权业务，处理好收益问题。硅谷银行金融集团每年除了能得到高于一般贷款的利息收入外，还通过对企业行使期权、认股权或进行股权投资等获得额外的投资收益来弥补业务的高风险；三是开发信贷风险审批系统，处理好风险与收益的匹配问题。硅谷银行依托历史数据，开发了信贷风险评级模型，进行资产组合和风险定价，以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有机匹配。

        3. 建立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作用

        德国建立起政府、担保银行、放贷银行风险共担的担保体系，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融资。一般而言，贷款担保银行承担80%风险，承贷银行承担20%风险，同时德国政府以自身信用为担保银行提供60%-80%左右的第二层担保，担保银行最终承担的风险可明显降低至30%左右，甚至更低。德国制造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且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具有小而精的特征。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德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融资体系，多类型中小银行治理各具特色，有序发展。在机构上，除德意志银行等少数大型私人银行外，德国从储蓄银行到州立银行，从复兴信贷银行到担保银行，再到合作银行，近2000家银行均把中小企业业务视为重点。在服务上，德国为中小企业提供从创业到创新，从几千欧元到几千万欧元的信贷支持，服务覆盖从管理规范的中型企业到手工工匠。在政策支持上，各级政府提供反担保、税收减免、国家信用支持等一系列鼓励措施。

        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例，该行作为德国第三大银行，主要为德国企业提供中长期贷款，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优惠中长期信贷和咨询服务，主要支持领域为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由于它具有国家信用，享有政府担保，可在国际资本市场获得低成本资金，再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转贷给借款企业，一方面不与商业银行形成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实现风险共担。该行业务优势在于：一是风险分散。该行不直接联系中小企业，一般不承担信贷违约风险，其风险只限于客户银行的违约风险。二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复兴信贷银行在政府担保、财税政策支持下，能以低成本获得批发资金，现有业务模式充分利用了其成本优势。

        日本亦建立了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相结合的金融体系。根据国家战略规划，日本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例如日本开发银行先后设立“新技术企业化贷款”、“重型机械开发贷款”、“新机械企业化贷款”，三者合称“国产技术振兴资金贷款制度”。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实行《国产技术企业化贷款制度》，对新技术企业化和新机械商品化试验提供低息贷款。

        韩国政府为重点培育产业和企业提供财政融资和政策性融资，通过设立政府基金、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方式为先进制造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韩国产业银行是韩国最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韩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过程中扮演了引领者作用，为企业技术和产品开发等方面的研发活动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此外，韩国政府还专门设立中小企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在担保体系方面，韩国效仿了日本的集信用保证和保险、政府和担保机构于一体的信用担保体系。

        4. 拓展金融科技应用，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强服务产业经济能力

        近年来，传统金融机构面临着同业竞争和跨界竞争的“双重压力”，纷纷发展金融科技来实现“降本增效”，以应对市场竞争。如摩根大通提出“Mobile First，Digital Everything”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摩根大通每年投入近100亿美元用于数字化转型，全球员工超过25万人，其中近5万人拥有技术背景。2019年该行科技投入占公司营收的10%，技术人员占比超过20%，拥有全球31个数据中心。富国银行是第一家推广苹果支付（Apple Pay）的银行，提出智能化与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策略。花旗银行确定了六个对未来至关重要的创新领域，分别是数据分析、数据货币化、移动支付、安全认证、新兴IT和下一代金融科技服务。高盛集团成立在线借贷平台Marcus，并收购众多金融科技公司，通过打造多层次数字管理业务增强其科技属性。该行与苹果公司合作，推出Apple Card；和亚马逊合作，为亚马逊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提供小微企业贷款。

        国外大型商业银行普遍将供应链金融作为金融科技应用服务实体产业的重要领域。目前，排名全球前50位的银行均已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国外商业银行基于互联网平台，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创新技术颠覆传统服务核心企业的公司银行模式，将客户群拓展至上下游及交易对手，为其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及资产负债表管理、现金管理等增值服务。同时，与互联网企业、电商平台等开放合作，全面打通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信息，实现合作共赢。在风控环节，利用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解决小微企业线上风险控制的效率和有效性的难题；加强与保险公司、保理商、第三方银行等外部机构合作，有效评估、防范风险。

        在具体金融科技技术应用方面，美国各主要商业银行也做出了积极探索，包括监管科技（RegTech）、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和对话式银行（Conversational Banking）。以区块链技术为例，2020年10月27日，摩根大通宣布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将开始使用其数字货币JPM Coin进行全球支付。同时，摩根大通成立了新的部门Onyx专注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业务。摩根大通拥有一个基于区块链的银行间信息网络，共400多家银行和公司参与，该网络现已更名为Liink，并将很快启动，以作为在付款之前进行验证的一种方式。如果银行在发送付款之前可以确认付款具有正确的帐户信息和监管格式，则可以避免昂贵的拒绝费用。此外，摩根大通正在考虑使用区块链技术来发送数字版本的支票，考虑到每天要发送上亿万张支票，这项举措有可能为银行节省当前发送和处理这些付款所需成本的75%，并且使支票在几分钟内完成。

        5. 审慎构建银企关系，防范风险传染

        以主办银行制度为例，该制度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在该制度下，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企业结成很深的、几乎成为一体的关系。据钱祖煜等学者研究，日本主办银行通常有三项特征：一是主办银行是企业最大的贷款银行。长期以来，银行贷款是日本企业最重要的外部资金来源，同时贷款是日本商业银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贷款数量的稳定增长会扩大银行收益，而且主办银行通常更倾向于提供短期贷款，从而加强对企业日常财务工作的监督。二是主办银行大都向企业派遣董事等经理人员。与英美模式中由外部董事代表股东不同，日本的银行董事多为由公司支薪的内部董事，这一作法源于战后日本企业财务人员极度不足，政府鼓励银行人员参与企业管理，银行也可借此准确把握企业的经营状况。三是主办银行与企业有综合业务往来。除贷款外，还提供清算汇兑、咨询等服务。主办银行可以承销企业债券，同时它也是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在企业财务危机时，主办银行往往会单方面放弃偿付权利，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6.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防止金融脱实向虚反噬制造业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迅速显露，“脱实向虚”现象严重。一是大量金融资本未流出金融体系，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套利和投机活动，金融资本空转而未能流入实体经济中；二是金融资本虽然流出金融体系，但资金配置错位，大量流向房地产，未能流向生产性企业。金融资本的“脱实向虚”长时间下导致产业“空心化”，加剧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资本逐渐回归制造业，从美国四大商业银行对制造业贷款数据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后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向实体经济，重点流向制造业。以美国银行为例，2009-2012 年美国银行对制造业贷款额增加2000多亿美元，体现出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在金融危机后的再度融合，金融服务业开始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二、国内制造业发展概况

        （一）我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举措业发展周期

        我国将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和引领国民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并将其列为未来重点支持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部署先进制造国家发展战略，科学制定战略规划和进行顶层设计。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于 2009 年颁布了实施了《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2010 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将先进制造业列为重点发展目标。2015 年发布了《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提出了三个十年战略布局，指出依靠科技创新引领我国迈向制造强国战略目标，成为新时期指引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行动纲领。2017 年制定了《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十三五”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等战略规划。初步形成了从国家战略层面配套支持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十九大以来，特别是为了应对2020年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划、行动计划或者具体的政策措施来推动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2020年5月，《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等。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及产业升级概况

        1. 我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1）我国连续十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

根据工信部数据，2016年至201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24.54万亿元增至31.71万亿元，年均增长5.9%，远高于同期世界工业2.9%的年均增速。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26.9万亿元，占全球比重28.1%，连续十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1.43%，提前超额完成规划预期的1.26%目标。

        （2）制造业整体营业收入规模超38万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增长趋势，2019年我国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80581.5亿元，同比增长3.44%，增速较2018年有所放缓，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营业收入为167454.2亿元，同比下降6.94%。

        （3）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逐年提升

        近年来，我国智能制造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比重已超过10%。2020年，按高端装备的销售产值占装备制造业的比例为20%来推算，产值超过19万亿元，保持目前的增长态势，预计2022年有望超过23万亿元。

        2.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整体格局

        （1）投入环节：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逐年上升

        我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在1991年时仅为0.7%，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了2010年中的研发投入强度已经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中位数，2012年则一举超过OECD国家的研发强度均值1.9%。2019年已经达到2.19%，高于许多发达国家水平。除了全社会的总体研发情况，单独看制造业内部的研发投入也是增长十分迅猛。制造业细分的31个子行业在2006至2019年间制造业行业R&D人员投入和经费增速分别达到年均16.0%和28.9%，远远高出了期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和GDP增速。

专利数量和质量快速提升。研发投入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专利则可视为创新活动的成果检验。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专利申请数从1995年的8万件增长至2019年的480多万件，年均增速接近20%。从专利构成来看，专利可分为三大类：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被视为技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类专利，其在所有授权专利中的占比已经从1995年时的8%增长至2019年的21%。从专利来源来看，2004年我国授权给国外的专利占全部授权专利比例超过20%，而在2019年末已经降至6%左右，表明来自国内的自主创新力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生产环节：分工更趋专业化

        中间投入品在产出中的占比增加是分工更趋专业化和效率提升的重要标志。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品在该行业产出中的占比，结果显示，各细分行业的中间品投入在产出中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即便在工业化增加值份额持续下降过程中，工业部门中间品投入占比不断提高的势头也未曾改变，表明工业部门的专业程度还在不断加深。加总的制造业中间投入品在总产出的占比从2004年的0.735上升到2019年的0.831。

        低效企业淘汰出局，行业集中度上升。市场竞争意味着“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企业进入、退出和行业集中度上升的同时，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也得以优化。我国工业部门行业格局面临“大洗牌”。相较于2010年，2016年一级行业中极高寡占型行业数由6个提高到9个，低集中寡占型行业数由10个上升至15个。相反，竞争型行业数量由12个锐减到5个，低集中度行业数量锐减。采掘、纺织、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出现了大批企业退出的现象。

        高新企业数量更快增长。高新技术企业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2012年以后，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放慢，工业增加值大幅放慢，但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速进一步提高。1997-2007年期间，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年均增速14.7%，2012至2019年则达到了22.3%。

        （3）产品环节：出口产品日趋复杂

        从我国出口产品情况来看，我国的制造业水平远远超出当前收入阶段对应的国际平均水平。以出口数据考察制造业生产能力有多种指标可供参考，比如：出口复杂度、高新产品出口占比等。根据计算，若以出口复杂度来看，我国出口对应的收入水平从2000年时的14643美元提高到了2017年时对应的32143美元。

        出口附加值率持续提升。基于生产价值链和出口附加值率的计算发现，我国出口附加值率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69%提升至2017年的87%，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出口附加值率分别从56%和85%增长至78%和89%，增幅分别为22和4个百分点。通过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分析，对出口附加值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行业内效应，而不是行业间效应。这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升级路线更多选择进口中间品的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

        3.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国际对比

        从2000年至今，全球制造业格局出现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快速下降，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快速上升；二是来自于制造业内部，与最终消费品密切相关的制造业行业的份额下降，中间材料和投资品制造业部门的份额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电子和通信设备业，其次是化学工业，其后是汽车、电器以及机械制造业。

        （1）“技术升级”重塑全球制造业，“人口红利”推动中国制造业崛起

        2018年全球最大的五个制造业行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中的四个都和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新技术”和“新经济”有关。作为“技术升级”代表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18年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制造业，而在2000年其还不是主要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行业由于存在明显的规模优势，也反映出高行业集中度的特点，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占据整个市场份额的84.5%，是制造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

        （2）“中国制造”在全球版图中重要性凸显

        根据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场份额不仅意味着规模带来的独特竞争优势，即所谓的“中国权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

        “中国权重”一方面使得中国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争得全球范围内产品市场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议价权；另一方面，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相辅相成，加快了标准零部件成本下降，进而是组装和整机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因而推动了技术进步。这个过程不断深化全球制造业部门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供应链。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领“中国速度”的是汽车制造业，在整个2000-2016年期间该部门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紧随其后的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在6个全球产出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向世界技术前沿（美国）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

        （3）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金融危机前，中国制造业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较重。从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长，其中60%来自就业增长的贡献。在2000-2008年，中国大规模就业增长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总额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后危机时代，全球制造业增速从危机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国的贡献大致维持在危机前的水平，动力来源从就业增长切换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平均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劳动力生产率，全球制造业劳动报酬总额及平均劳动成本因中国的加入分别由危机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转变成危机后年平均上升2.3%和1.8%。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危机后当大多数经济体的平均劳动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缓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速却从危机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机后的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从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成本则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下降。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以高投资维持增长的经济模式不断推高经济的杠杆率，也推高了劳动成本；从供给方面来看，人口政策过早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从制度方面来看，危机后全面落实的旨在改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新《劳动法》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4. 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运行情况

        （1）金属制品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速加快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金属制品业营业收入整体波动发展，整体在30000亿元以上范围发展，2019年达到34322.9亿元，同比增长4.9%，增速较2018年有所提升，2020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金属制品业营业收入下降为14884.7亿元，同比下降11.8%。

        （2）通用设备制造业规模波动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通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整体波动发展，整体在35000亿元以上水平波动发展，2019年达到38264.7亿元，同比增长3.9%。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通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下降为17273.3亿元，同比下降8.9%。

        （3）专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恢复近3万亿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自2017年大幅下降后开始恢复增长，2019年达到29473.3亿元，同比增长6.3%。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专用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下降为14000.3亿元，同比下降6.1%。

        （4）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有所下滑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景气度下降，2016-2019年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整体波动下滑，2019年我国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为80846.7亿元，同比下降1.8%。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下降为34426.7亿元，同比下降11.0%。

        （5）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波动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整体波动下降，2018年连续两年下滑，2019年小幅增长4.5%，达到11275.3亿元。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中国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下降为4774.5亿元，同比下降11.7%，降幅较大。

        （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营业收入突破6.5万亿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我国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营业收入整体上较为稳定，在60000亿元以上水平，增长速度逐渐上升；2019年营业收入为65438．4亿元，同比增长5．9%。受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行业营业收入下降为27627亿元，同比下降11.9%。

        （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增速放缓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自2019年其营业收入增速有所放缓，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113717．6亿元，同比增长4．5%，增速较2018年下降5.8个百分点，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持续下滑，2020年上半年中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营业收入为51366.6亿元，同比增长2.3%。

        （8）仪器仪表制造业营业收入规模降幅最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2018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营业收入持续下滑，由8741.9亿元下降至6862.4亿元，2019年行业营业收入有所恢复，达到7242.6亿元，同比增长5.5%，但与2016年相比仍然有所收缩。2020年受疫情影响，行业营业收入增速大幅下降，2020年上半年，中国仪器仪表制造业营业收入下降为3101.1亿元，同比下降12.8%。

三、国内金融服务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国内金融服务制造业发展现状发展周期

        近年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制造业处在宏观经济“三期叠加”阶段，传统制造业逐步淘汰，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规模，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贷款占比长期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2019年以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爆发后，政府部门多次提出要加大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2019年11月，财政部、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等多家股东发起设立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注册资本1472亿元，成为继集成电路基金后的又一只国家队大基金。该基金主要围绕制造业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领域，主要投向基础制造和新型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等领域，促进关键技术产业化、工程化和应用化，推动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在监管政策鼓励和引导下，商业银行逐步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五大国有银行发挥引领作用，2019年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均正增长，2020年，主要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均呈现较高增长态势。主要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不良率普遍高于5%，2019年呈现转好迹象。

        1. 制造业贷款占比长期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29.3%、29.4%、27.17%。2019年，全国性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占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的比重为9.29%，与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在同期GDP的占比差距较大。与2017年年末比，尽管2019年制造业贷款增加了2.84万亿元，但明显低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导致制造业贷款占比从2017年的15.03%下降到2019年的11.86%[1]。

        2019年，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占比高于10%的家数从2017年的13家、2018年的9家，降为2019年的6家。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下降幅度普遍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浙商银行，从2017年到2019年制造业贷款占比下降6.02%；其次是华夏银行，下降幅度为5.22%；第三是广发银行，下降幅度为4.87%。

        2. 五大国有银行发挥引领作用，2019年贷款余额同比正增长

        从总量看，2019年，我国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共计9.16万亿元，其中，中行、工行、农行、建行、交行五大国有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68万亿元、1.66万亿元、1.29万亿元、1.27万亿元和0.60万亿元。在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超过3000亿元；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制造业贷款余额超过2000亿元。

        五大国有银行2019年度制造业贷款余额均同比正增长。其中工行增速最快，达到5.5%，其次是交行和农行，增速分别为3.39%和2.85。其他商业银行中，渤海银行、邮储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增速制造业贷款余额增速较快，分别为23.33%、13.72%、8.54%和8.29%，制造业贷款余额下滑幅度较大的有恒丰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下滑幅度分别为-45.48%、-13.21%、-12.65%、-8.70%。

        3. 2020年商业银行普遍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列为年度重点任务；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并强调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加大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2020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更多向制造业倾斜。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央将制造业贷款放到了更高的政治高度，多次提出要加大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支持力度。在宏观政策积极鼓励下，商业银行普遍出台制造业信贷推动措施，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银保监会近期披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前8个月，银行业各项贷款增加15.2万亿元，同比增加3万亿元。其中，制造业贷款增加1.8万亿元，增量较过去4年总和多1092亿元。

        4. 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偏高，2019年制造业不良贷款势头转好

        2014年至2018年，制造业贷款不良余额占银行全部不良贷款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不良率比全部贷款不良率高出1倍以上。2018年，中国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平均约9%，同期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5%左右。国际上，2008-2018年，投资级别的制造业企业债务违约率高达4.44%，高出同期企业贷款1.6%的违约率。2018年年末，工行、农行、建行制造业行业贷款不良率分别为5.76%、6.02%和7.27%，分别比其整体不良贷款率高4.24%、4.55%和5.81%。

        2019年，从公布制造业不良贷款率或不良贷款余额的14家银行看，大部分商业银行制造业不良贷款呈下降态势。公布不良贷款余额的12家商业银行中，8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下降，其中农行、建行、中信、工行不良贷款余额下降规模最大，分别下降115.04亿元、81.33亿元、59.55亿元和57.94亿元；公布不良贷款率的11家商业银行中，8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其中中信、农行、建行、工行不良贷款率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下降1.25%、0.96%、0.67%、0.64%。

        （二）商业银行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做法

        1．明确政策导向，凝聚发展共识

        在政策驱动和业务发展需求推动下，商业银行纷纷提高站位，制定服务制造业相关政策，调整金融支持方向和结构，加大制造业融资支持力度，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支持制造业发展的决策部署。如，中国工商银行2020年在全行开展“制造业金融服务提升年”活动，重点围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加大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中国农业银行印发《关于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制造业重点营销方向，提出积极拓展优质客户群体，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和强化政策保障等新举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了邮储银行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完善支持制造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2．突出重点领域，注重结构优化

        目前，主要商业银行围绕国家战略、地方特点制定制造业重点业务方向，根据各地区制造业的不同特点，构建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特色支行经营模式，精准服务制造业发展。主要商业银行重点服务方向有：一是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先进制造业；二是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三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项目。如，农业银行重点支持符合国家产业布局、技术改造方向、消费升级趋势以及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邮储银行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节能环保和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建立制造业重点支持名单，将制造业项目纳入重点项目库；招商银行印发《新动能客户经营管理体系落地实施方案》，明确对集成电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等多个制造业行业重点支持。

        3．完善配套机制，加大资源倾斜

        商业银行通过完善战略定位、风险偏好、考核激励和资源配置细则，加大制造业政策落地。一是优化制造业授信评审机制，结合行业成熟度、发展趋势和风险状况，细化制造业细分行业授信准入标准，避免授信评审“一刀切”现象，提高审批时效；二是转变考核激励机制，提出制造业贷款的余额、增幅、结构等专项计划目标，并层层分解。完善制造业贷款尽职免责规定，健全制造业贷款“敢贷、愿贷、能贷”机制；三是加大资源倾斜，建立制造业专项贷款额度，将贷款到期的规模优先用于支持制造业贷款投放，对制造业客户、中长期贷款FTP计价和贷款拨备计提给予优惠。如，中信银行通过下调风险资本考核权重、暂停存贷比考核等措施，鼓励多投放制造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邮储银行优先满足制造业贷款规模需求，在贷款定价审批时予以重点支持和倾斜，并扩大分行对制造业重点客户的审批权限，采用平行作业、项目预审和绿色通道等方式加快授信审批；光大银行配置专项贷款额度，将贷款到期腾出的规模优先用于支持制造业贷款投放，并额外配置专项增量规模用于加大对制造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4．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服务质效

        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主要商业银行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应用，通过信息识别、反欺诈、风险画像、自动化审批等科技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信用评审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前瞻性，进而提升对制造业服务效率，缓解制造型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例如，建设银行推出了依托大数据的信用类创新产品，如创业贷、信用贷、POS贷、善融贷、结算透等“十贷一透”产品支持制造型小微制造企业。在疫情期间，建设银行提供“战疫贷”、“云义贷”等专属产品，满足制造型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资金需求及解决了缺少抵、质押物的难题。

        5．创新金融产品，满足多元需求

        针对制造业融资诉求，商业银行加快产品创新，为制造企业提供综合化、一站式金融服务，主要提供的非传统类信贷服务有：一是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以制造业供应链核心企业为切入点，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设计个性化、综合化的金融服务产品，助力打造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二是丰富跨境金融产品，为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多金融服务，通过项目融资、出口信贷等产品，支持制造业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扩大抵押担保物范围，加大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知识产权质押、政府项目应收款抵押等，推动优化抵押流程；四是加快推广投行业务，积极开展发债、投贷联动、产业基金、并购贷款、ABS等业务，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高科创型企业融资产品的匹配度。

四、政策建议

        （一）优化MPA考核方式

        MPA制造业贷款考核既要考虑制造业中长期（信用）贷款当季增量，又要考虑与当季全行新增贷款占比，还要考虑该新增贷款占比与上年同期及银行同业的比较，涉及的变量较多，不利于商业银行对制造业贷款计划进行定量监测和主动把控。建议进一步明确指标考核口径，适当简化考核规则和计算公式，制定制造业贷款（含中长期、信用贷款）的年度增速目标，并据此对增量目标分解到季度按序时进度考核。

        （二）加强专项资金支持

        由于制造业行业周期和经营特点，其融资期限结构偏中长期，为保障金融支持制造业经济的可持续性，银行需要充足的长期资金来源。建议央行出台相应的专项长期资金支持方案，通过定向再贷款或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定向降准等结构性货币政策操作，补充商业银行长期资金来源，为加大金融对制造业经济的支持力度创造有利条件。

        （三）加强行业企业推荐和运行统计分析

        先进制造业技术门槛高、投资金额大，技术路径不确定性高，银行难以有效把握其政策方向，特别是如何界定好企业、好技术，建议国家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尽快明确对制造产业的扶持目录，出台优先支持的企业和技术名录；同时，建议国家相关部委在明确先进制造业产业分类及统计范围的基础上，加强相关产业投融资、产业运行情况等统计数据的跟踪发布，便于金融机构统计和相互交流数据，及时跟踪和挖掘相关的投融资机会。

        （四）加强征信数据支持

建议主管部门推动工商、税务、征信、企业ERP等数据的互联互通，帮助银行利用大数据等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对制造业企业的信用评价能力，从而减少对传统抵质押手段的依赖，加大金融业对制造业的综合支持力度。

        （五）加强产品及模式创新支持

加大创新型制造企业的产业扶持力度，推动金融支持生态建设。一是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扶持和孵化高端制造、创新型企业，克服初期融资难的问题；二是鼓励商业银行通过投贷结合业务模式服务信息技术、机器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技术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优质成长型企业；三是推动优质企业挂牌上市，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为商业银行后续跟进客户的金融服务工作创造便利条件。

        （六）扩大财政贴息项目的银行参与范围

为应对疫情发生后新形势新变化，稳定制造业投资、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财政贴息政策助力制造业融资。从商业银行推荐名单上看，以国有大行为主，建议监管机构协调统筹，为更多商业银行提供支持制造业发展的项目机会。

        （七）形成多渠道融资格局

加大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仅靠商业银行远远不够，需要形成有主有次的多种融资渠道并举的格局。一是建立地方中小微企业政策性银行。从政策性金融体系来看，德国、日本等国家都有专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政策性银行；二是进一步推进商业性金融制度的完善，培育和发展更多客户定位为服务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三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小微企业债、创新创业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金融工具的优化升级。

        （八）建立支持制造业发展长效机制

一是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要，提供有差异的信贷政策和授信管理指引；二是降低银行的风险溢价，加速推进民营企业信用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从实质上缩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贷款利差，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三是鼓励金融创新，借助金融科技不断完善现有金融产品提供创新金融服务，为民营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产业互联网定义：产业互联网是指利用互联网连接企业与企业之间商品流通，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效率，具体包括B2B电商平台、供应链金融平台与网络货运平台等多种平台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