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引人关注的有两个事情，一个是美国商品供应短缺的事情；一个是中国限电停产的事情。

从美国零售和商品供应数据来看，8月份美国的CPI指数依然超过5%，内外经济陷入双高通胀的困局，并且开始从货币层面传导到商品供应链环节。

美国8月份肉禽类商品供应量，同步下降了20%；牛肉储备量同比下降了近8%；猪肉储备量同比下降达44%，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商品供应短缺现象，对诸多行业产生了影响。

其中餐饮业因为食材供应不足，而出现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比如美国肯德基无鸡可炸，部分超市商品货架空荡荡，美国居民手里不缺美元的补贴，缺的是足够的商品供应，以及稳定就业。

而另外一边，中国选择在生产旺季搞拉闸限电是怎么回事？

限电停产席卷了10余个省份，各大省市也积极开始控制能源消耗，从表面看，这是中国每年都会有的控能控产操纵，但今年有些不同。

今年我们上线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并且在气候大会上做出承诺，要在2030年完成碳达峰和2060年完成碳中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保持高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高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双碳目标，压力是很大的。

今年的限电停产力度自然也超过了往年，而倒逼企业节能生产，降低能耗，短期会影响产能，但长期有利于我们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完成工业技术升级，淘汰落后的高耗能，低产出的企业。

一边是美国的商品供应链危机，一边是中国的限电停产，缩减产能供应，如果把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巧合。

美国商品短缺与中国的限电停产，其实是在全球输入性高通胀压力下，中美的一场金融通胀和供应链博弈。

我们从美国商品供应链危机形成过程和中国产能复苏周期，来深度分析中美的金融通胀和供应链博弈

2020年疫情期间，美联储主要采取的是货币放水和推动美股财富效应的模式，转嫁疫情带来的经济风险，释放了5万亿规模的美元货币，而大量廉价美元涌入美股市场，推高了美股资产价格，全球也进入了第一轮的货币放水通胀。

这个阶段美国的金融供应链层面是对外高通胀，而内部的商品消费处于低通胀，实体没有实际的复苏，消费也很低迷。

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商品供应危机，廉价美元依然可以转嫁风险的同时，从全球配置到廉价商品和服务，解决美国人的消费和生活问题。

第二个阶段，拜登上台后开始了多轮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直接发放现金的方式刺激消费和生产，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内部的通胀水平，零食消费和商品服务数据有短期提高，这个阶段美国开始进入经济复苏，并且开始过渡到内外经济双高通胀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双高通胀阶段，物价飞涨，商品供应链开始出现问题，原本美联储是不断上调通胀和经济预期，配合美元放水和资产购买，一步步让美国走出经济低迷期，回复正常的生产和消费。

但货币超发本身就是双刃剑，短期可以利用美元世界货币优势，把风险快速转移到全球市场，但长期下去会导致债务推挤的资产价格泡沫，以及通胀的反噬，货币通胀导致美国居民手里的现金购买力下降，也会使得商品供应链的各环节成本上升，比如海运成本等。

原本的供应链体系和金融货币体系的定价权在欧美金融联盟手里，但美国一直是金融中心定位，实体制造产业已经空心化，金融资本高度集中，这些资本和财团，拿着超发的美元，不是去投资制造和生产，而是玩金融游戏。

疫情期间的全球经济复苏开始，欧美的财团和华尔街资本，其实都在借助美元泛滥，不断地在供给上游拉升大宗商品原料价格，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商品原料领域出现价格飞涨，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产能复苏。

疫情期间和后疫情阶段，欧美金融资本在上游玩资本游戏赚大钱，而下游的中小企业和新兴经济体则陷入艰难的产能复苏增长，却吃力不讨好，没赚多少钱。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操作，也给美国经济带来反噬，供应链成本开始上升，美国的金融高度集中，产业链大量转移，对全球经济体的商品供应，特别是中国的商品贸易依赖是很大的。

全球生产和消费成本上升，美国也需要承受，于是就出现了货币滥发带来的物价飞涨和商品供应的短缺和成本上升。

那么在欧美资本不断拉抬上游能源材料价格，给中国供应链生产端制造压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马上限电停产，而是采取人民币主动升值，抛售美债，行业协会集中调控商品原料价格等手段，最大程度保障复工复产，以内循环经济和消费为依托，外循环经济良性稳定的循环，来保持我们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和工业增长。

但到了今年的下半年，我们可以看到，欧美金融资本并没有停手，在实体经济无法有效复苏和带来利润的时候，选择继续在能源材料市场玩资本游戏，拉抬煤炭等各类化石能源的价格，而这些能源大宗商品，中国恰恰不具备定价权优势，比较被动。

而国内一些出口企业，也不够团结，被欧美资本牵着鼻子走，各种扩张增产，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高库存高成本原料，生产了高耗能，低利润的产品，而内卷式的价格战，也给了欧美金融联盟机会，进一步通过上游原料市场，扰乱中国供应链产能的良性循环。

我们早期只是限制粗钢产能，控制钢铁产量和出口订单，并没有全面的限电停产，而下半年随着煤炭价格高企，上游能源成本上升，我们只能直接在产能供给端下手，通过限电停产来直接缩减大量产能，淘汰高排放，低回报的出口企业，避免部分出口企业其盲目扩张，给欧美经济体做嫁衣。

限电停产一方面是完成发电领域的碳中和，目前发电领域的碳排放占了总碳排放的比例接近40%，是实现碳减排的重要领域，而另外一方面限电停产，也是在调节产能周期。

部分出口企业的产能降下来，集中产能的进行高效低能耗生产，延长订单周期，这样就可以避开欧美资本拉高能源材料价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提高出口订单利润，保住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完成外循环经济和产业的升级，避免供应链优势变劣势。

限电停产等于放慢了全球的产品供应速度和规模，而美国现在的双高通胀困境，已经不能靠滥发美元和购买资产解决了，需要依赖全球大量的消费和商品服务供应，在供应链端完成经济转型和复苏。

这个时候，限电停产的原因和目的就是以慢产能应对美国的快速通胀复苏，一场通胀的反击，把美国的通胀从金融货币层面转嫁到供应链端口，优势就转移到了中国一方。

美国的商品短缺是通胀的反噬，也是金融空心化的反噬，我们只需要耐心控制产能，逐步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即可，这是一场金融通胀与供应链端的经济产业博弈，也是一场针对性通胀的反击。

最后，美国的商品短缺和供应链危机，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以实体产业为主，金融为辅助，避免金融泛滥和资本无序扩张，才能真正在后疫情时代实现双循环经济增长和完成产业升级，在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时代，完成自身的能源革命，获得先发优势。